感覺對了‧但力度不足

——淺談《貓城記》

如果筆者就導演如何透過改編劇目《貓城記》諷刺澳門社會狀況這一點上大造文章，這似乎太陳腔濫調了吧！原因是略有一點意識的觀眾也不難發覺，原著老舍小說《貓城記》透過對“貓城”的描述，深刻地諷刺的晩清民初的中國社會；而這一點恰好與澳門現今的狀況又能對號入座，甚至連故事中的象徵性的物件如“迷葉”及“外國人”等，又可以詮釋為澳門的“錢”與“博彩外資”，較易令觀眾產生共鳴。這歸因於偉大文學作品本身的穿透力強之外，編劇(潘惠森)及導演(許國權)的精雕細琢也功不可沒。

導演選取《貓城記》這個劇本在當下的澳門上演，似乎是最適合不過了！劇情的描述與社會現實互相輝映，另外導演加入令觀眾會心微笑的元素，如劇中一句話“外國人就是與別不同！”引領觀眾投入於這個澳門版的《貓城記》中，“貓國”也就成為了澳門社會的縮影。然而就筆者欣賞的未完整版本來來，導演對此戲的定位暫時仍不太清晰，以及在處理上略欠力度，為以見得﹖我們從老舍作品《貓城記》著手分析便略知一二。過往不少學者就討論《貓》是“烏托邦諷刺作品”還是“反面烏托邦作品”上各執一詞，這兩類作品的分別在於烏托邦諷刺作品以滑稽嘲諷的仿擬（burlesque）手法，揭露人們習以為常，卻荒謬不合理的世態；反面烏托邦作品則透過誇張的描寫，以預言未來的方式，對人類企圖創造烏托邦世界的理想提出警示。[1]

就《貓》的“貓國覆亡”的結局看來，當中確實具有悲觀意味，部份學者認為這是老舍反對改革，為中國未來作出預測，加上作品中的滑稽嘲諷文風不太突出，故歸類為“反面烏托邦作品”；而部份學者則認為《貓》主題仍是利用空間的錯置，表達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批判嘲諷，而非以呈現未來方式，提出反對改革的意見，所以歸類為“烏托邦諷刺作品”。無論作者原先創作的意圖是如何，本文不在意深入討論，反而將文學作品放在舞台上呈現，導演卻可以選擇表達的手法及形式，這正正就是體現出導演對作品的定位。在處理“貓國”滅亡一幕中，導演的詮釋可能會帶出不同等啟示。究竟導演是希望反映對社會整體腐敗現象的排斥，還是其滅亡象徵著社會不滿的化解，以及期待新社會的誕生﹖若導演能更清晰地反映對“貓國”命運的態度的話，就能令演出更具立體感，也能窺探了導演對澳門未來的看法。

《貓城記》被譽為是世界三大諷刺名著之一，西方的諷刺通常與喜劇有關，將一些被認為是荒謬的東西合理化，並作模仿嘲弄，令人發笑，這就能達到諷刺的目的。整齣劇目中，導演在處理強烈諷刺味道的片段手法純熟，以輕鬆的形式交代劇情，更加入了歌唱元素，在美妙的歌聲中更顯得格外諷刺，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片段有“公使太太描述小妾是確認元配夫人地位的象徵”、“貓人能在入學的第一天就能得到大學的畢業證書”及“老師轉行做國際產品銷售員”等，這些片段是諷刺當時社會中的女性地位、教育制度及經濟發展等，輕鬆的表達中卻帶著沉重的批判意味。

此外，貓國的未來領導人的命運更是全劇的諷刺重點。“牠”希望過著一些自主的生活，毅然打破傳統婚姻制度，希望脫離父母及社會的枷鎖，然而“牠”逃不了悲慘命運的作弄，最後自掘墳墓，這一個片段充分表達了個人對命運的無力及整體社會的無奈。可是，在是次《貓城記》中，導演在處理這些無奈的感覺時似乎欠缺力度，這與演員的個人經驗、感受及情感拿捏技巧有關，對於夢劇社中的青春演員來說，拿準這些大悲大喜的感受確實不容易，不能過度扮演，否則讓觀眾覺得太假；但又不能過份的平淡，這樣又不能令動容觀眾。因此，這對演員來說是一次很好的鍛鍊機會，只有發自內心感悟，才能動之以情。

情感的抒發的力度的大小，與演員的投射技巧及能量有密切的關係。大大的舞台上，演員的投射力量就是吸引觀眾的目光的主要因素。有時候，可能並不是演員的情感不足，而是其投射給觀眾的力度不足而已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就需以舞台佈景、音效及道具上的扶助，這方面導演的處理非常見效。總括而言，導演選對了《貓城記》這個劇本來磨練年輕演員，若能加強鍛鍊情感表達的力度及能量，效果會更佳，也更能為觀眾帶來反思。

[1]楊小定，〈論烏托邦旅程〉《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》，陳鵬翔、張靜二編（台北：書林書局，1992)。

原刊於澳門日報‧文化演藝版‧2008/07/31